健康父母，为何会生下罕见病宝宝？答案与预防关键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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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被确诊为罕见病，对家庭来说就像被按下了困难模式的开关。全球超过7000种罕见病中，多数无药可治，患儿承受病痛折磨，家庭背负沉重负担。然而，基因疗法的突破与早筛早防体系的完善，正为这个“沉默的群体”点亮希望之光。

在近日的《全民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王艺教授，复旦大学医学遗传研究院院长、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遗传中心主任黄涛生教授为大众揭开了罕见病的神秘面纱，聊一聊基因疗法能给罕见病孩子带来怎样的未来。

不“罕见”的沉默困境

提起罕见病，很多人误以为“发病率低就等同于患者少”，但事实并非如此。王艺指出，罕见病种类繁多且病因复杂，80%与遗传相关，全球已发现的罕见病接近1万种，远超此前认知的7000种。尽管单一病种发病率极低，但所有罕见病患者合计起来，全球受影响人群约2.5亿至3亿，是一个庞大的患者群体。

罕见病的“凶险”体现在多方面：其一，累及范围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所有器官和系统都可能受影响，涵盖神经系统、心脏、肝脏、肾脏、免疫系统等多个领域；其二，高致死率与高致残率，约50%以上的罕见病在儿童期发病，75%的患儿会表现出神经系统症状，许多致死性罕见病患者平均寿命仅18个月至3岁，即便存活也会面临终身功能障碍；其三，诊断难度大，约一半罕见病病因明确，但仍有相当多疾病仅能通过症状诊断，尚未找到根本病因，导致患者常常遭遇“诊断困境”。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罕见病患者群体同样庞大。近年来，国家通过政策支持、医疗机构技术提升、完善妇幼保健网络等举措，推动分子遗传诊断技术快速发展，为罕见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更值得关注的是，罕见病研究还为常见病诊疗提供了重要窗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常见病的部分发病机制，正是通过解析罕见病病例得以明确，彰显了罕见病研究的多重价值。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王艺教授

罕见病非儿童专属，根源在基因

“基因就像一本包含31亿个‘字’的巨著，由46本‘染色体书籍’组成。”黄涛生用通俗的比喻解释了罕见病的致病核心。这本“生命之书”的 “错误”，可能引发罕见病，具体可分为两类情况：一是遗传自父母的“原版错误”，即父母携带突变基因并传递给子女；二是生命过程中“抄写错误”，即新发的基因变异，如同复制书籍时出现的新纰漏。

从遗传方式来看，如果父母是健康的，罕见病主要分为三类：隐性遗传、X连锁遗传和新发突变。隐性遗传如同父母双方各携带一处基因“错误”，当这两处错误恰好位于同一个基因时，孩子就会患病；X连锁遗传则与性染色体相关，女性因有两条X染色体，即便其中一条携带异常基因也可能不发病，但男性仅有一条X染色体，若遗传到异常基因则必然患病；新发突变则是在基因复制过程中随机出现的错误，难以提前预测。

值得注意的是，罕见病并非儿童专属。王艺强调，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占比超50%，尤其是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遗传代谢系统的疾病多在婴幼儿期显现，但成人也可能因新发突变或迟发性发病机制患上罕见病。例如，部分癌症相关的罕见病就可能在成年后才表现出症状，而有些儿童期出现的基因错误，也可能潜伏至成年才发病。

复旦大学医学遗传研究院院长、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儿科医院遗传中心主任黄涛生教授

父母健康，孩子为何有“罕见病”？

“健康父母为何会生出罕见病孩子？”这是许多家庭的困惑，而早筛早防正是解答这一困惑的关键。黄涛生指出，通过科学的筛查手段，很多遗传性罕见病都能实现有效预防，核心在于抓住“孕前、孕期、新生儿期”三个关键节点。

孕前筛查是预防的第一道关卡，即“携带者筛查”。由于基因状态与生俱来，携带者筛查可在任何时间进行，尤其建议备孕夫妻或婚前人群开展。这项检查能明确夫妻双方是否携带隐性遗传或X连锁遗传的突变基因：若仅一方携带，子女患病风险极低；若双方均携带同一基因的突变，则需警惕25%的遗传概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临床遗传科已开设一站式服务，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精准筛查与咨询。

孕期诊断则是针对性预防的重要手段。对于已明确夫妻携带突变基因的家庭，可在怀孕10周时进行绒毛取样，或在15-16周时进行羊水穿刺，检测胎儿是否遗传了致病基因。若发现胎儿患病，家庭可根据专业建议做出选择。此外，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也为高风险家庭提供了新选择——通过筛选健康的胚胎进行移植，从源头阻断罕见病的遗传链条。

新生儿期筛查同样不可或缺。王艺提醒，家长需警惕孩子成长中的“红色预警信号”：特殊面容（眼距过宽、人中过短等）、多脏器异常（如先心病合并发育落后）、功能障碍（反复感染、喂养困难、发育迟缓等）、体态异常（过度肥胖或矮小、肢体畸形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应及时进行基因检测，目前全外显子测序等技术已实现普及，急诊危重症情况下72小时内即可出具报告，为早期干预争取时间。

我国已逐步建立完善的罕见病筛查体系，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机构不仅提供筛查服务，还建立了罕见病“病友地图”和专家对接机制，让家庭能快速找到对应领域的专业医生，避免“求医无门”的困境。黄涛生强调：“明确诊断是预防的前提，只要找到致病基因，就能通过科学手段避免后代患病，不必因曾生育过罕见病患儿而放弃再生育的希望。”

碱基编辑

仅10%罕见病可用基因治疗

当早筛早防为未发病群体筑牢防线，基因疗法则为已患病的孩子带来了治疗希望。王艺介绍，基因治疗的核心是修正基因功能缺陷，主要分为三类技术路径：基因替代、基因编辑和RNA修饰。

其中，基因替代疗法中的AAV载体技术已在临床取得突破性进展。针对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基因替代药物，通过静脉输注将正常基因导入患者体内，一次治疗即可实现终身受益——原本平均寿命不足18个月的1型SMA患儿，经治疗后可逐步实现抬头、翻身、爬行等生长发育里程碑。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开展的二期临床研究中，首批入组的两名患儿（包括一名外籍患儿）均已超过1岁，运动功能显著改善，不再反复肺炎，喂养困难也得到解决。

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则如同“DNA手术”，能直接修正基因中的“错误碱基”，黄涛生指出，从源头根治疾病。但这项技术仍面临挑战：一是递送难题，需将编辑工具精准送达靶器官，如大脑、肝脏等，避免“脱靶”引发毒性；二是免疫反应，异体递送载体可能引发免疫系统攻击；三是适用范围有限，仅能针对特定基因位点。目前，该技术在血液系统疾病、听力障碍、眼部疾病等局部病变中应用较为成熟。

需要明确的是，基因疗法并非万能。黄涛生指出，目前基因治疗仅能覆盖不到10%的罕见病，部分基因过大无法装入载体、多系统病变难以精准递送等问题仍需突破。此外，治疗时效性至关重要——若器官已发生不可逆损伤，即便基因修正成功，也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因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关键。

对于患者家庭而言，获取治疗机会的渠道日益畅通。王艺介绍，罕见病临床试验信息会通过国际网站、中国临床试验网站、罕见病病友群等渠道公布，符合条件的患者可免费参与。我国还设立了罕见病专项基金，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即为上海罕见病基金会挂靠单位，同时医保政策也在逐步覆盖罕见病治疗药物，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从“无药可治”到“基因破局”，从“诊断困难”到“早筛早防”，罕见病诊疗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如王艺所言，罕见病研究已进入“政策支持、技术突破、多方协作”的黄金时代，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病友队列的建设、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在加速诊疗技术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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